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到2035年，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将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将迎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

　　广东省院在职研究生：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崛起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是两个经济发展周期或阶段的过渡和转换期的叠加，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第五长波周期向第六长波周期的过渡与转换;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由前三十年的“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转向后三十年的“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阶段性过渡或转换。

　　第一个过渡预示着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阶段性中断和下一个繁荣周期的来临;第二个过渡预示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主体、发展方向、发展水平、发展结构、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革和转换。

　　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经过去9年，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引擎。

　　“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成为大趋势，贸易体系和规则也正在重塑。全球资源要素流动的加快表现为经济主体间高度的渗透性和互补性，信息流、知识流等约束减少，成本减少，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美国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努力走出“欧洲僵化症”，建设“创新型欧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创新”正在成为各国博弈的战略抓手。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也迎来向创新要动力的转型战略期，“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未来18年中国产业端建设的主线。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工业追赶，在完成工业文明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将与先发国家基本并轨进入到创新驱动的智能文明的经济主形态，“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广东省院：全球科技竞争与中国创新

　　当今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科技革命前夜，全球将掀起人类科学技术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浪潮。

　　在技术以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以低碳化、技术复合化、人本化为方向的三种技术趋势将继续强化，“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正在开辟新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合步伐加快，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

　　这些技术变革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将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互相关联的方式，现有的商业模式将被颠覆，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将被重塑。未来15-2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将大大推动世界各地的科技创新。

　　目前，不仅技术重心已经开始从西方国家向东方和南方国家转移，而且发达国家的企业、企业家、新创意和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流动也将持续增加。更多技术活动可能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中专注于快速增长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或其他迅速获得国际竞争力的新兴经济公司。

　　在863计划以来已经得到长期积累的中国科技也将迎来爆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是中国科技研发的主要方向，空间站、火星探测、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深海空间站、能源资源的勘探开发、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量子通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将是突破的重点。

　　通过“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新一代无线宽带移动通信;先进制造领域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技术、大飞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新材料;能源环境领域的大型油气田、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智能电网、煤炭清洁利用等领域将取得世界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