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非全日制研究生西五楼120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带来一场以“中国文学史中小说章节的变迁与意义”为专题的讲座。

　　摘下“附庸”的头衔

　　潘建国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为切口，先向听众展示了小说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化过程。小说在古代长期被视作“小道”且“不登大雅之堂”，被文人学者所轻忽，直至晚清国内时局动荡，变故丛生时，梁启超才倡导“小说界革命”，欲用这种通俗文学形式作为启蒙的载体，达到开启民智，以间接救国强国的目的。

　　其次，小说的文艺地位的提升与确立与近代中国对于外来文学的借鉴学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期的西方与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别使得国内众多文学家开始重视小说以及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他们认识到要想提升自己的实力，必要从西方的文艺观里汲取精华。20世纪初，国内翻译小说兴盛，这意味着除了政治功能，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也在进一步被开掘。

　　标志小说真正进入历史的范畴是小说专学的兴起。自20年代以来，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研讨，引发了学界对古代小说相应文献记载的整理与探究，其迅速成为了文学界的焦点，一个新兴的学术教育课程应运而生。

　　小说的“求索”之路

　　尽管小说在当时的国内已经站稳了脚跟，但鲜有国人对其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因此小说在历史上的架构已初具规模，但仍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打开这一扇门的，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他在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对《聊斋志异》、《好逑传》、《西游记》等小说就有设专章论述。

　　潘建国提到，真正对中国早期文学史产生影响的，是日本学人所编《支那文学史》，自明治十五年后的近30年里，就有不同的学者相继编撰出版了20余部著作。其中，最早将“小说”的概念写进文学史的，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所撰的《支那文学史(全)》，将小说与道家老庄思想以及汉赋对其的影响一并关联。

　　“明治时代日本学者的所撰在当今看来难免简陋和零散，但在小说史知识和小说观念方面，它们都相当不易了。”潘建国评价道。

　　国人的文学史编纂，缘起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设立。其下设立了文学研究法、音韵学等16门课程。然而，受制于京师正统端肃风气，时任大学堂教员的林传甲对当时流传的新小说观提出严厉的驳斥，以至当下文学史的研究较为闭塞。

　　与国立的京师派场有所不同，作为私立教会大学东吴大学的讲义，黄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拥有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具创新意识的见解。黄人将古代小说首次带入国人自己编纂的文学史中，后有吴梅在北大授课后传入课堂，使黄人的小说之声走进文学教育，成为了佳话。

　　文学史编写者的专业背景，会对其小说书写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郑振铎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从作家、类型、文体、影响等多个层面向着纵深和细致的方向作出了叙述，并以学术的眼光，构拟出了古代小说史演进的框架和线索。

　　而同时期的非专业学者也对小说研究有深刻的认识与剖析。潘建国对词学专家胡云翼在193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作出解读：“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这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文学观念的新界定、文学史框架及篇幅比例的新设定和各阶段文学史诸体构成及其叙述重心的新确认。”

　　展望未来，新的可能

　　“小说从最初的点缀般的存在，到最终的坚定地立足在文学史中，回望过去，诚有沧海桑田之感。” 潘建国分析得出结论：文学史观的指引、经典化思维的影响、学术史的支撑，是使小说章节在文学史格局中发生重大变迁的重要原因。

　　潘建国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三个制约因素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文学史中的小说章节将会继续生长，对其的研究也会向纵深推进，某些目前尚不明晰的小说史脉络会得到有效的梳理，若干作品的文学文化价值会被更充分地挖掘出来，甚至上升为新的小说经典或次经典。凡此种种，仍将给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小说书写带来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