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民先生：83年高考的时候我报考的其实不是考古专业，甚至不是历史系。我当时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准备做公安，与考古相差甚远了。我们当时是先填志愿，把志愿交上去，等分数出来，可以改志愿。考完之后，我的分数比较高，尤其是历史分数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班主任没有给我通知就直接给改填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了，这样我就成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所以说，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我走上了考古之路。在大学本科学了4年考古，本科毕业又面临一次选择，最后我还是决定考硕士研究生。考研究生到底考哪里?由于当时我的父母双亲年纪都比较大，他们希望我能回湖南，这样我就选了湘潭大学。

　　郭伟民先生：湘潭大学历史系当时教考古学通论的老师是易漫白先生，易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56年考取考古所黄文弼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准确来说他是黄文弼先生和夏鼐先生合带的研究生。当时梁思永先生那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是易先生翻译的。因为解放前他在长沙教会学校读书，英语比较好。1961年从考古所调到新疆支边，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直到1978年。因为他是湖南人，就调回了湖南湘潭大学，他招收的专业就是田野考古方法论。家乡正好有学校、有老师招考古专业的学生，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湘潭大学，就这样考上了。我在湘潭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学习田野考古方法论，期间参加过石家河的考古实习，后来我分到湖南考古所一直从事考古行业。

　　郭伟民先生：起初不是史前考古，当时单位人少，哪一段都得做，所长何介钧先生说湖南考古所现在楚文化的研究没人，你就去做楚文化研究吧。所以前几年我的发掘以及我的研究重点都是楚文化，在湘西也做了几年发掘，在一个战国西汉墓地里面发掘了300多座墓，也写了相关文章。后来做史前研究是因为我连续多次参加了城头山的发掘，自然而然我的工作重点就转到史前了。因为在北大读博士研究生阶段重点还是在史前，这样就有了转向，以后的研究重点也基本上都是在史前方面。

　　郭伟民先生：这倒是不难的选择，以我的个人经历、研究的方向，毫无疑问对湖南肯定是最了解的。若我从事考古发掘研究，我对湖南的材料是最熟悉的，而且湖南地区还是很有做研究的潜力的：它的材料、它的区位都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成果。反之，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或者新单位，要面对着对材料的重新掌握，那就不如自己亲手摸过的、亲手挖过的材料那么得心应手。这就基本上确定了我毕业之后还是回湖南工作。

　　郭伟民先生：这些年来我们的稻作农业研究是从后段往前段追，是从已知去追未知。10年以前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处在比较领先的地位，尤其是道县玉蟾岩、彭头山、城头山这一系列发现，基本建立了从彭头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水稻起源、演变或者说是进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稻作农业演进的大致序列，有不少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发表。但是像所有研究工作一样，或者说研究课题一样，经过某一段时期的热点之后，会有沉寂的时候，或者说是遇到瓶颈了。在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方面，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做?湖南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稻作文化显然是与史前社会变迁、文化发展有重要关联的研究重点，但是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也没有新的突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可能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准备期，就是说如何去搜集材料、准备材料、发现材料。这些年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一方面是丰富了已知的相关稻作农业的材料，我们最近几年又发掘了不少彭头山、大溪、石家河时期的遗址，对水稻本身的演变、进化有了更多了解，而且我们也摸索出来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我们的顾海滨副所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从植硅体到后来的大植物遗存分析，再到后来小穗轴的研究，它实际上是经过了这样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稻作农业起源最关键的问题是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过程，另外还有与水稻相关的农业形态或者说农业体系的研究，比如水稻田的发现，与水稻相关的灌溉体系的发现，稻作农业与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些层面的研究，这些需要与环境考古等密切结合来进行全面的研究，对已有的材料或者已有的工作进一步去加强、完善和深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找更早的、一万多年前的遗址与稻作农业有关的遗存。这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在澧阳平原我们发现了比彭头山遗址更早的遗存，有了一些线索。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南方的埋藏环境是土壤酸性很强，一般有机质的保存很少，除非在瘀泥里面。如果不是在饱水的环境里面，基本上找不到任何有机质，这就需要选择新的遗址取得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