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分享：本文的目标是，第一，我要澄清有关社会问题的知识并不是被社会科学所垄断的，顺便回顾一些嵌入在不同的社会叙事中的宝贵知识(第一部分：文学与社会学);第二，我将尝试说明我们所倡导的后西方社会学将会包括大量的叙事社会学(第二部分：社会叙事)。在过渡部分，我将评论两张快照，一个拍摄于1930年代，另一张是1980年代，还会尝试阐述它们的共同之处(过渡部分：两张快照)。失业和贫困问题将是贯穿我整个评论过程的经验基础。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以慈善和正义问题作为结束

　　一 文学与社会学

　　正如我的一个同事刚刚呈现的，针对贫困者的政策总是处于“匮乏”状态，针对贫困者的社会服务同样也总是处于“匮乏”状态。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推断有关贫困者的科学和知识也是如此，这些知识是匮乏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19世纪早期为例，很多有才华/有教养、富有责任感的作家、牧师、慈善家、记者、公共活动家、政治家和小说家，已经开始关注工人阶级、农民和普通人的贫困问题以及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从巴尔扎克到杰克•伦敦都在关注这些问题，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学传统——他们试图理解什么是贫困，贫困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消除贫困，比如奥古斯特•孔德和涂尔干就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的科学来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建立不仅像WolfLepennies1 所指出的与文学差异，而且与社会“常识”也有所不同。在19世纪末，社会学和政治改良主义汇聚在一起，其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观念契合了工人阶级争取福利的改良运动，并在相关会议上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出现。但是在20世纪，当社会学作为学术知识在大学取得一席之地以后，它们再一次分道扬镳。

　　让我举几个20世纪早期的例子来说明嵌入在这些工作中的宝贵知识，在这里我们不必在意这些知识的非学术性和不纯粹性。事实上，这些知识本来就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生产的，自然也不能依据学术规则评判。

　　让我们从著名的《马林塔尔失业调查》2 开始。当作者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马林塔尔的失业问题的时候，这个奥地利小镇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失业率水平较高。这些研究者的目标是帮助解决失业问题，与此同时，理解失业者的经历，研究失业对个体和集体社会生活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调查之前就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的网络聚集在维也纳，他们设立慈善组织，提供免费的衣服和鞋子，以这种方式进入了马林塔尔。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在本书的法译本序言中强调：这部著作的科学成果直到今天仍有巨大的价值。第一，他们运用时间管理方法，分析了时间的意义如何被失业放大，失业工人相比于被雇佣状态的工人拥有较少的社会生活，因此前者的社会生活受到限制。在这个例子中，人们更愿意说“金钱就是时间”，而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第二，他们说明了经济剥夺如何改变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例子是处于失业剥夺的群体仍然会分出一部分钱到他们的葬礼上(另一个是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她的著作《金钱的社会意义》3第三，他们通过个人传记，分析了失业者如何应对或者逃避这种境况。研究结果表明面对失业，男女之间有差异，因为即使失业了，女性仍然可以投身于家务活，因此她们的生活也较少失序;此外，失业前的收入水平和失业者过去的经历都会对此造成显著差异。正如他们所呈现的，在那些变的越来越好的人中，有一半的人开始急剧的变糟糕，另一半则需要比其他人(那些拥有其他人没有的资源的人)忍受更长时间的剥夺，而那些早就已经长时间处于贫困的人，是忍受剥夺时间最长，也是生活情况变的越来糟糕、越来越严重的那些人。

　　让我们跟随James Agee记者和传记作家Walker Evans，来看看同样在1930年代地处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James Agee和WalkerEvans4 再现了库顿的种植园主在他们农场上的生活，这不仅是对他们私人和家庭生活极具洞察力的描述，以及从政治和哲学层面分析富人和穷人、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有关种族的深度分析，他们分析了身处相剥夺情境中的黑人和白人种植园主。(比如罗伯特•埃利亚斯和John Scotson,Theestablishedand the outsiders5)

　　我不会忘记一个最近的例子，Robert Roberts’ Classic slum6，一个索尔福德贫民窟的研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正是在这个地方完成的。20世纪初期，出生在这个贫民窟的杂货店老板Robert Roberts的儿子，通过讲述他的个人传记，通过将他的收入、食品、衣物、健康和闲暇……等经历变成统计资料，展现了在贫民窟的生存环境中，社会生活、风俗和实践规则是不受经济危机/金钱匮乏的影响而持续起作用;同时也说明了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状况下，收入之间的微小差异是如何被用来重塑和维持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这个杂货店里有一个规则，就是每次购买至少一盎司的火腿、黄油或者奶酪。因此最贫困的人，也就是不能购买一盎司物品的人，不敢亲自去杂货店购买商品。他们会让他们的子女到杂货店买半盎司的物品。当这个男孩儿或这个女孩儿买东西的时候，杂货店里的顾客会通过流言来强化这个规则，这些话就像孩子们耳朵里听到的歌曲，他们在回到家里以后会复述给他们的父母听。(类似的例子我们在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和齐美尔《货币哲学》中可以看到)。

　　这一时期的法国我也可以给出很多例子，比如Louis Calafertes的Requiem des innocents 7。但是它们并不是很多。为什么重新挖掘这些珍宝是有价值的?首先，为了扩大社会学的传统，为了赋予社会学更多的意义和更大范围，也为了重新定位他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第二，如果我们同意那种说法，那么将社会学发展为一种“公共社会学”(麦克•布洛维作为2004年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发言8)，提出有关知识类型和形式的问题就是有价值的。相比于学术风格，我上面所提及的作者们更像是一些讲故事的人，他们写作的风格和形式是这样的：我决定研究他们，我到了那儿，我和这个人聊聊和那个人聊聊，我开始意识到了这个和那个，我已经看了这个，听了那个，我感觉是这样的和那样的，我理解这个和那个等等。他们的报告是一种叙事形式，在那里我们能够发现其他叙述者，以及不同叙述者和不同叙事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并不仅仅是自传，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Hans Gadamer强调过的自传也是“一种历史的再现”9——不仅仅是个人传记，而是集体传记，这是遭受损失和失业时，发生在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故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个人经历是再嵌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与其他人相互连结并且影响着其他人的经历。正是这种嵌入性，形塑了人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和经历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会先去强调什么样的观点，看轻哪些想法;重视哪些想法、道德观和政治观，哪些又会被忘记，以及工作、爱、家庭和政治这些话题如何被他们叙述。比如，在每个国家福利如何不同地形塑生活。

　　毫无疑问这些特征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请允许我给你们简单地介绍一个法国小镇，1980年代我在这个小镇开始进行失业和经济剥夺研究。在这一时期，工厂都关闭了(或许在中国还是开着的)。我们研究一批失业者的生活，他们是相对较低技能、靠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是往往是第一批被解雇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较底层的工人阶级，失业之前就已经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当地政府将他们集中安置在城市外面的保障住房街区以便能进行中心城区的重建工作。在这些街区，经济剥夺肆意蔓延，只有1/3的成年人有工作;从整体上来看，这个群体的收入大约1/3是来自工作收入，2/3来自社会福利，还有大概10%是来自非正规就业或非法手段。因此日常生活中从1到10的等级差异显得极为重要。他们仍然属于工人阶级，共享着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和实践方式，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团结”。事实上，为了留在这个地方，并且被其他人所接受，人们就必须要进入这里的人际关系、经济和符号交换网络。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生活下去，否则的话，就会被迫放弃这个群体，甚至被迫离开。这是一种社会向心力，它迫使每个人将集体至于优先地位;社会向心力强于社会离心力，社会离心力是一种促每个人朝向集体之外的世界和体系的力量。总体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庇护的场所，也是一个监狱。

　　研究过去30年后，我收到了一份邮件，他们询问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没有再回去，并且告诉我们一些新的消息。它表明社会学和这个网络有连接，也会被这个网络改变。10也许被访者是无名的，但是社会家或者他们的作品在这个网络中却很容易找到。不管它是什么样子，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重新回到了那个被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称之为“田野”的小镇。现在，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无技能的劳动者和苦力劳动者已经没有了。这个地

　　方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30年前的生活的人的生活叙事的机会。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成年人现在已经退休了，很多人去世了，也有很多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当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男人(男性)以他们一生中的工作经历为主线讲述他们的故事，即使事实上，他们在大多数时间是没有工作的。比如说，有一个男人，讲述他以前的工作生活，历数了他的工作，并且指责他以前的邻居懒惰、不工作。但是当我们问他的养老金总量时，我们发现他只有很少的养老金，甚至没有达到一个一直都在工作的人的养老金的最低水平。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在欺骗我们，他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一直都有工作?或者这意味着他的雇主剥削了他的劳动，不承认他的工作，也不付给他薪水?或许这两种假设都是真实的。但是最重要的收获是工作的重要性，是这个群体的道义经济中工作具有的责任力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女人，即使是那些终生都在工作的女人，却把她们叙事的重点放在了她们的家庭、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