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的群体，该群体因缺少双亲的直接照顾，普遍存在亲情缺失、抚育不足、监护不全、保护有限等问题，而社会上关于留守儿童自杀、溺亡、遭受性侵、违法犯罪等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引发强烈社会反响。当前，留守儿童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成长困境正成为社会痛点,如何从源头上找到解决此问题的根本之道，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弭农村社会矛盾隐患，防范农村社会风险，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广东省学院在职研究生——留守儿童需要更多关爱

　　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但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的概率远大于非留守儿童。从整体来看，留守儿童从双亲中得到的直接关爱是有限的，而双亲的直接关爱正是这个群体最需要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亲情缺失或将导致孩子不知道爱是何物，如不幸走向极端，有可能在一些孩子心中埋下恨的种子。正因如此，留守儿童容易出现两类问题：一是亲情缺失所带的孤独感。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留守儿童在其所处年龄阶段往往难以理解为什么要与双亲分离，其孤独感常常令人心酸。二是家庭教育不足影响儿童社会化。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足使其失去了从父母身上模仿、学习如何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在社会上与其他人相处的机会，进而延缓了儿童社会化进程，待到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可能会迷茫，会对整个世界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因缺少父母的科学引导，容易误入歧途，走向犯罪。正因如此，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关爱，需要社会给予其更多的温暖。

　　城乡割裂是留守儿童问题的源头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移民、难民问题，但无论在难民营还是在贫民窟，他们的家庭是相对健全的。我国出现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其根源在于城乡之间的严重割裂。一方面是城市包容性有限。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存在着城市向农村过度索取的事实。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户籍、教育、住房等政策把城乡分隔，限制了异地务工人员子女随父母进城一同生活的空间。二是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在资源被转向城市的同时，传统的农村也愈加受到商品化的侵蚀与挤压，农村的衰败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忍受亲人分离之痛，到城市去寻找谋生之路。在城镇化过程中，多数农村发展速度跟不上城镇，城乡差距呈扩大态势，而这些都是造成留守儿童规模不断增加的根本因素。

　　综合施策呵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外出务工的父母是鞭长莫及，而社会零星式的关爱行动并非长久之计，要真正做好教育、培养和保护留守儿童这项综合性社会工程，除了政府出台政策重视之外，必须从源头上综合施策。

　　一是城市发展更加包容开放。留守群体问题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构建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是要防范城市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的过度汲取，避免农村社会的凋敝。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本身的先进性及其进程的不可逆转，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可以转为“流动儿童”，进而成为城市儿童，不断扩展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服务向“流动儿童”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

　　二是振兴乡村以消除“留守土壤”。要从源头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在于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提“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上是要解决我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乡村振兴可以从源头上破解农村儿童留守问题，可以吸引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回乡创业和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在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另一方面，要找到发展农村经济的适宜模式，因地制宜，找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是重构乡村文化以哺育留守儿童。从长远来看，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要从建设乡村公共文化、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建乡村认同、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等方面入手，为留守儿童营造适宜健康成长的环境。通过重构农村社会独特的村落文化与家族制度，有效化解留守带来的孤独、亲子关系缺失的负面影响。重视乡村文化的整体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增加乡村生活的精神内涵，减少暴力、色情等腐朽文化对留守儿童的侵蚀。通过公共财政的政策和利益导向，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彻底改善当代乡村文化落后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