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

　　七点过一刻，华中科技大学东九D402教室内就已经有学生等待。戴锦华教授给中文系本科生讲课《坐标与文化地形》。八点整，教室内坐满了人，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的蒋济永教授介绍并请出了戴锦华，讲课由此开始。

　　失去坐标和重构坐标

　　在讲座开始，戴锦华表示，描述当代中国最大的困难是失去了坐标。

　　而对于现代性，戴锦华认为现代性不是单一的，是丰富的，正如美国内部也充满差异。虽然现代主义都喜欢“+s”使之成为名词，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是并没有改变中心强势发出话语并使之有效的权力机构;二是不知道如何去认知被强势文化所改变的、却又在自己的历史逻辑里延续的文明，比如当代中国。

　　戴锦华回忆起自己一次演讲的经历，一位年轻的学生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谈及中国文化自觉时使用很多西方词汇而非中国语言。戴锦华承认这位学生批评的非常对，她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多重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环境中，承认传统中国文化是她的知识结构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一个纯净的、未被玷污的中国文化主体，因为经过几百年坚船利炮的冲击，主动向西方学习已经内化成我们的习惯; 未来如果有真正的中国文化主题出现，也将会是多元的杂糅的。

　　接下来，戴锦华和大家分享了人类进步与否的度量方面的问题，她认为现代主义的命题出现了问题，现代文明第一次到了一个临界状态，例如数码技术和生物学技术根本的挑战生与死。戴锦华提出，如果人类真的开始挑战死亡，那就是人类的自我抹除;未来如果出现人机对决，那就是人类机器人化。所有知识都起源于死亡，人类试图回答死亡的问题，想知道人类从哪里来，死亡之后到哪里去，但戴锦华希望人类能搁置死亡，不要让死亡过早进入考量范围。

　　戴锦华谈论了一部关于克隆人的科幻小说，一位女性害怕衰老而克隆了自己，人与自然的疆界被摧毁，自然秩序被破坏，同时被打破的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则。当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在西方社会出现时，人的越界也随之出现;现代人正是神的位置的替代者，人是充满神性的。当人僭越了神时，基督教文化受到整体挑战和威胁，文明将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而在临界点时，我们将遇上生态危机和能源瓶颈。

　　从文学和影视触摸当代中国

　　戴锦华通过文学作品向我们解释如何定位地理坐标。在中国文学上，戴锦华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左右派——左派的悲情和右派的乡愁的定位进行了颠倒，导致情感结构和历史记忆的变化，使我们今天左右派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由此，重现地理坐标有了很大的意义。她认为，从刘慈欣到后来《北京折叠》的出现，都说明我们的科幻写作其实并没有被西方被接纳，我们的无限放大是出于我们认为，科幻成即代表科技成就，在科学崇拜下，在欧美独有的写作领域得奖具有知识层面的意义。“我们没有认识到科幻小说最基本的特征是反科学，是现代科学的批判。”

　　接着戴锦华老师通过《山河故人》《刺客聂隐娘》两部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向我们阐述如何文化文本去定位我们时代的坐标，去触摸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用镜头刻画中国历史的变迁，具有很大的记录意义。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是一个中国古文明历史的呈现，也是对台湾文化处境和现实处境的描摹和预言，暗示出历史的空间化而非时间化。

　　自五四运动到80年代以来，我们加剧了这样的历史处境：我们为了赢得未来，付出了我们的历史。戴锦华认为，我们的中华文明是丰富的、自我演进的、不断生成的、充满差异的，它虽然不是最悠久长远的文明，但是是延续不断的文明。“丧失了时间我们就丧失了历史。”戴锦华说道。

　　而近年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由网络小说改编，采用商业化规模制作，然后进入主流商业渠道。戴锦华介绍，由于网络独特的写作模式，因此对于社会公众心理的互动极度密切。这与话剧《北京法源寺》通过塑造正面历史形象和中国英雄的政论性和寓言色彩有很大的不同，始终携带着中国现代缺少的政治性。后来的电影作品在发展中，又从政治主题转化成道德主题，表现出保持道德的纯洁以获取未来政治高度。

　　同时，《刺客聂隐娘》、《琅琊榜》、《北京法源寺》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多个名字，因此作品中一直在问“他是谁”，每一次对身份的确认和辨识也是一种能指的传递，揭示了我们对于现实解决方案和出路的茫然。在故事结构上，上述三部作品都采用美国电影的惯用模式，即主人公从江湖而来进入朝廷，最后从朝廷而去，重回江湖或者走向死亡。这些电影暗含着我们潜在的文化基因和思维，例如佛教内涵即作为这些电影的主体人物心理的巨大支撑，不是单纯的慈悲，而是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

　　“与其说我们在召唤外部的力量来解决内部的问题，不如说我们其实已经已经失去想象外部的能力，因为外部只是内部的溢出。”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多个名字，因此作品中一直在问“他是谁”，每一次对身份的确认和辨识也是一种能指的传递。

　　课堂最后，蒋济永教授说道：“戴老师的研究方法非常专业，将电影的想象作为我们未来文化的思考，又将文化的内涵作为对电影的分析，穿越在其间，让我们看到文化与坐标之间可以延伸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