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加缪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够喜欢上的人。年轻时代不太能够理解他近乎冷酷的澄澈，也不太能够想象他所定义的行动与荒诞之间的关系，更以为他和萨特相比，缺少传奇和能够忽悠人的“体系”——尽管萨特的哲学体系一直也不那么成功，但至少还算是有了一个时代的喧哗和热闹。而在左岸边咖啡馆里，萨特与签订下共同生活契约、却没有结婚的波伏娃的并肩写作，接受青年人近乎朝拜的拥戴，这幅画面似乎也足以承载我们对于法国文学乃至哲学的浪漫想象。

　　加缪不属于我们对法国文学的这一类想象。贫穷在他的身上——包括写作——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日后曾经记述过对于贫穷的记忆，是到了高中以后，他“因家庭和贫穷而感到羞愧”。我们甚至不知道在阿尔及利亚的阳光、海滩和贫穷中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加缪，是否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那样对巴黎没什么感觉，也认为巴黎“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纵然他也有些吸引人的传奇，例如能写能导能演，例如凭借帅气也能吸引不少女人，再例如喜欢踢球——后来和罗兰·巴特一样得了肺结核，才没有把精力全部浪费到踢球上，最后，还有将他带向死亡的那场离奇车祸，也是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加缪的文字实在是过于冷静，非常有趣地与他这些私人生活之间清清楚楚划了道分界线。

　　但我们也不能高估出身的作用。加缪以《局外人》的巨大成功为序曲的文学一生，其实是在法国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语文学——的历史里。他的荒诞、颠覆、抵抗，甚至包括罗兰·巴特定义的“零度写作”，都在法语文学的历史里。都在试图回答，在那个时代，在与法国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地域里——欧洲或者北非，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它自身的出路又在哪里。《局外人》是在伽里玛出版的，它的遭遇要比法国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要好，因为作为审稿人，同样执着于人类状况的马尔罗很快就发现了它的价值。法语文学来到了20世纪，加缪和另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一起，保证了法语文学在当时继续影响世界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今天要怎样来谈论加缪呢?仅仅因为大多中规中矩的书单里，倘若选到20世纪的小说，《局外人》大约都会榜上有名?尽管到今天为止，真正读懂那句“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的人大约也还在少数。

　　《局外人》一出版，就是被当作“荒诞组曲”来看待的，和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萨特的《恶心》一起。塞利纳直接写战争中的士兵，萨特直接将他的哲学思考移植在不知名学者罗冈丹的身上，而加缪描绘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且并没有完全斩断与传统小说的联系。小说有起始、发展与高潮，从母亲去世，默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没哭开始埋下伏笔，到默尔索莫名其妙地杀人越货，直至最后在法庭上以一人之冷眼抵抗全世界，加缪诠释了荒诞的核心要义：命运之偶然以及需要知道自身存在意义的人，执着地向沉默的世界要一个答案的决心，纵然不是什么历史的弄潮儿，也不是被战争逼迫着失去理智的人，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是在失去了上帝的世纪里的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权利向自己当时身处的那个沉默世界要一个答案。

　　加缪笔下的人物仿佛唯一的共同点是在这里：看上去木讷，茫然，随波逐流，但到事件的最后，总会成为唯一清醒的人。加缪自己称呼他们是“荒诞之人”。默尔索是这样，他最后在心甘情愿地接受死刑之前，已经明白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原因在哪里。但是，与我们想象的正相反，预审推事，检察官，律师却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们只是沉浸在世界早已为他们规定好的意义里。默尔索甚至明白，一个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他就可能要被判死刑，但是他仍然选择“不超过自己的感受”的言说。在后来的《鼠疫》中，里厄医生也是如此。里厄不是人道主义英雄，面对鼠疫，他的选择是做一个医生该做的日常事务。周围的人，有的选择接受，有的选择宗教，有的选择逃离，却无一例外死于鼠疫，而从与鼠疫斗争的一年中活下来的里厄也失去了一切——亲人和朋友，孑然一身。里厄的胜利也同样不是境遇的改变，或是成为抵抗鼠疫——大家都知道，鼠疫影射的是当时已经在欧洲肆虐的纳粹——的英雄，而是他的清醒，他成了那个唯一洞悉鼠疫能够带来的所有罪恶的那个人。

　　或许，如果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说得“不超过自己的感受”，就会突然间觉得加缪原来是自己心里的一个声音，一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道德、崇高、伦理，甚至是语言本身——被遮蔽了的一个声音。需要借助加缪有些残酷的层层剥离，我们才敢正视，才敢倾听。

　　当然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不正视，不倾听。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加缪的勇气。何况加缪知道自己并不是没有风险。因为　《局外人》再成功，却也只是呈现了荒诞的事实，而作为典型“荒诞人物”的默尔索，虽然他在法庭的一幕也把自己和自己身处的沉默世界的对峙推到了极致，可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荒诞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并不作为解决的办法存在。这是加缪真正的残忍之处。

　　塞利纳在《茫茫黑夜漫游》之后就备受争议，人们可以在依然习惯的道德、伦理框架内暂且假装出对他的漠视和厌恶。萨特在《恶心》之后的文学选择似乎更专注于自传作品或是哲学体系的构建，依然被无数青年膜拜与追随。荒诞作家们为各自找寻的出路让我们趋向于相信，思考与行动的一致或许根本无法达成。但是加缪选择继续。选择继续探寻人类状况。既作为小说家、剧作家、思想家，为我们虚构人类各种可能的，极致的处境;也作为行动的个体，在每一个危难时刻，并不选择逃避，而是继续他的西西弗斯之旅。

　　加缪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萨特迅速地区分开来的。例如在每一场战争中的立场。从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作为贫穷的白人家庭身陷殖民后的陷阱，也许再也没有比加缪更具代表性的战争受害者。但是同样将战争当作一种极致的，如同鼠疫般的人类状况来对待，加缪给出的回答是拒绝一切暴力，无论这暴力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据说1957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为瑞典的大学生做演讲，被问及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时，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态度。他说:“我拒斥一切意义的恐怖，也包括如今阿尔及利亚街头发生的盲目的恐怖袭击，说不定有一天，恐怖袭击就会波及我的母亲和我的家庭。我相信正义，但是在选择正义之前，我首先选择保卫我的母亲。”

　　历史的不幸或许在于，尽管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加缪就已经给出了理性的回答，但是半个世纪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恐怖袭击却以空前的速度在蔓延，极端和仇恨依然是人们最懒惰，同时也是最为轻易的选择。这也许就是西西弗斯的宿命吧，也是在上一个世纪，像加缪这样的人的悲剧性选择。阿多诺问，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如果加缪泉下有知，一定会跳出来说：必须写。这是怎样一个充满勇气和真实的悖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