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念在今天的价值和生命力有哪些?这些价值和生命力对教育、对高校、对当代青年学生有着怎样的启发和价值?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世上最博大精深的学问。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与教学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方向不甚明确、旗帜不甚鲜明的问题，对待这门世上最博大精深的学问，“不真懂、不真信”，以至于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化、教条化、庸俗化。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有什么价值?对广大青年学子有什么意义?这是个好问题。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的学问，早就过时了。但柏拉图、黑格尔、亚当·斯密是什么时候的学问?为什么不说这些东西过时了呢?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的学问充其量只是高原，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高峰。

　　比如哲学，马克思23岁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批判的态度”，所谓“批判”，就是能够虚心和真诚地倾听别人的声音，正是通过这样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方才跨越了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听到了世上沉默的大多数——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声音。自柏拉图之后，哲学是个人孤独的沉思，是极少数精英的事业，而马克思主义使哲学成为世界无产阶级为人类求解放的事业，因此，不懂马克思主义，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哲学。

　　关于经济学，《资本论·序言》中说：“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这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资本，对于资本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空白。什么是资本呢?在面临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人们似乎才会猛然想起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有对于商品的研究、对于货币的研究，对于交换的研究等等，我们往往把亚当·斯密、凯恩斯视为高峰，但是，如果你不懂什么是资本，如果不研究《资本论》，你怎么可能真正懂经济学呢?

　　关于历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分析比较了亚细亚方式、日耳曼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提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发展道路，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两极相联定理”，即中国革命将决定欧洲与世界命运的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树立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研究历史，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恐怕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费的。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毛泽东同志反复倡导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习近平同志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当代中国的《劝学》篇，是指导全国高校教学、科研、改革和一切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指明了高校研究与教学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记者：你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上非常活跃，对于在青年学生中怎么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如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如何让马克思理论真正走近人，你有什么体会和想法?

　　韩毓海：让马克思主义走近青年，首先必须像当年李大钊带领青年学子们在北大“亢慕义斋”读《资本论》那样，老老实实读原著。现在高校的问题是：读书、读经典的氛围不够浓厚，研究教学，往往依赖二手、三手乃至网上的信息，这就是学风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学生来说，老师首先应该是学习、读书的榜样，起码是带领大家读书的人，如果老师的心思不在读书学习上，而在项目、位子、享受、钻营上，长此以往，那是要误己误人误国的。

　　所谓亲和力，不是抚慰、不是迎合，不是使孩子们感到廉价的舒适，而是直面世道人心，感召和激发出青年人身上所蕴涵的英雄气概。金一南说，当年他曾以为《苦难辉煌》这本书最多只能卖七千册，结果这本书印了两百万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读毛泽东》时，是下定决心、不怕赔钱的，结果一年不到就印了十万套，美国、荷兰和尼泊尔的著名出版社都引进了这套书——这充分说明，世道人心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在真理一边的。

　　我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也到中学去讲马克思，南开中学就四次请我去讲马克思，从青年人火热的激情中，我深刻感到，青年人对马克思、对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是有感情的，是他们的光明与热情感染了我、教育了我。总书记说，当代青年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他们在祖国腾飞中长大，在这代人中，崇洋媚外、缺乏自信不是主流，当代青年是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回应、去激发他们的理想、信念和追求，而不是把他们想当然地理解成“小确幸”“小清新”，不是用一套“人生生意经”去浇灭青春和理想的热火。欲正人者先正己，教育者自身必须受教育——这就是我在青年中讲马克思的最深刻感受。

　　我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讲不好、思政课讲不好，主要责任不在青年，而在教师、在我们自己。

　　记者：正如你以前所说，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问题的症结出在价值观上。面对一些青少年在思想、精神、文化和价值观上的迷失，我们应该怎么办?

　　韩毓海：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有时感到苦闷、彷徨，他们为什么厌学?这是因为有一种教育把青年学子矮化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异化”了、工具化了。我们必须坚信，广大青年学子是关心天下大事，是心系祖国和人类命运的，这就是根本的世道人心。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大学、中学，不是职业培训所，而是培养伟大事业接班人的地方，学生们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职业”，而是“志业”。

　　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教师的职责中育人是第一位的。因此，不仅是讲思政课的老师，一切专业的教师都担负着育人的使命。不仅是讲思政课的老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切专业的老师都需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学问，讲马克思，不能离开学术去空谈，马克思、毛泽东是伟大的学者，是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你没有深厚的学术造诣，那是讲不了马克思、毛泽东的。第三，讲马克思，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需要融会贯通，必须从人类整个思想体系的高度，去理解和讲授马克思。

　　学生思想上的迷失，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我认为问题出在“供给侧”，我们的思政教育，应该是高端教育，而低端是不能满足广大青年的需求的。我呼吁，那些在专业上突出、在学术思想领域做出贡献，有突出社会影响的学者，应该承担起育人责任，到学生中去、到青年中去，立足自己的学术优长，去讲马克思、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党的创新理论。我们的高校应善于利用这样的优势资源。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面对广大青年在职研究生学子求知若渴的目光，想想我们的责任，作为教师，面对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只要我们人人努力，真抓实干，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