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罗马和第一次大分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沙伊德尔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罗马和第一次大分流”的讲座。讲座由历史学院徐晓旭教授主持。历史学系具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等8个相关证书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等8个博士学位点，以及历史学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讲座的主要内容是：

　　在讲座中，沙伊德尔教授运用比较史学、全球史等理论与方法，对于人类历史上的帝国做出了宏观的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他首先指出，在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城邦之间的相互整合是在彼此平等的状态之下进行的;而在中国，这种政权的扩张则是在君主制之下进行的，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一种吸纳，从而使国家机器官僚化，形成了秦帝国。罗马帝国也存在类似过程，但是也只存在于帝国形成初期的阶段。到汉朝—罗马帝国建立之后，两大帝国的状况有趋同的迹象，这是所谓“第一次合流”。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再无可与之相匹敌的大帝国能重现罗马帝国的“大政权控制”，虽然不断出现尝试者，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而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欧洲帝国出口”的现象，即殖民主义扩张的进程，出现了大英帝国。

　　帝国为何长久以来未能在欧洲重现?沙伊德尔教授认为，欧洲本土有两个因素是中国所没有的，即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外部强权的干预。关于彭慕兰提出的著名的“大分流”的说法，他认为，在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普遍支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而生态边疆，即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冲突，对建立大帝国非常有利，欧洲则不存在这些因素。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交往和冲突以及在地位上的不平等，也符合一开始就指出的“整合”过程。欧洲远离游牧文明，这方面的影响也就比较小。

　　欧洲与其他地区拉开很大距离即“大分流”的原因，在沙伊德尔教授看来，也应当从有没有“大一统”当中来寻求。“多中心”统治和“垄断统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多中心”的竞争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之间需要不断讨价还价来达成某种平衡，也有利于社会创新;而东亚模式起初是垄断性质的，政权经常在与自己的精英竞争，还有与游牧社会的竞争，这些都是不平等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努力维持现状，形成较为封闭的状态，并且主要依赖自己的内在资源。两种模式的差异非常之大。欧洲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与“大分流”密切相关的工业革命、航海革命等，它们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存在“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研究“大帝国”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大分流”是大有裨益的。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的古罗马史研究专家。沙伊德尔教授出版著作多部，包括《罗马和中国》(Rome and China)、《牛津古代近东和地中海国家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tat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Mediterranean)和《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Greco-Roman World)。最新著作《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国家权力》(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大获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