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法治还是社会工程学？—《商君书》的政治思想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邀请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部副部长、东亚系尤锐(Yuri Pines)教授作了一场题为“‘法治’还是‘社会工程学’?——《商君书》的政治思想新论”的讲座，讲座由国学院梁涛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充分兼顾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在教学与研究中，既有继承传统的治学特点，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宽广的国际视野。现有国文教研室(中国古典文学习究所)、国史教研室(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所)、经学与子学教研室(经学习究中心)、国学基础教研室、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汉藏佛学习究中心)、《国学学刊》编辑部等教研机构。

　　尤锐教授从“学者对《商君书》的偏见、《商君书》的重要性、《商君书》与“法治”、 商鞅思想的基础、战国诸子的国家起源论、战国诸子对性、“名”、利的态度、商鞅与爵制(军功爵制)、商鞅“社会工程学”的有效性、商鞅与道德、《商君书》各篇的成书年代、《商君书》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他对《商君书》研究的最新成果，讲座激情澎湃、热情洋溢，充分展示了尤锐教授新颖的研究视角、不落窠臼的理论观点。

　　尤锐教授在讲座中指出，相比较先秦思想家研究，学界对商鞅及《商君书》的思想研究一直比较冷淡，历史上也有“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的说法，但《商君书》的思想价值极其重要，呼吁学界对此重视，展开研究。他认为，《商君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早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极为现实的思想;充满历史进化论、人性论等哲学思想。尤锐教授从文献学、史料学的角度指出：在研究商鞅及其学派的思想时我们必须以《商君书》为主要的资料，而《史记》则是次要的，《商君书》像其它先秦文献一样，并不是由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写成，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补充而成。《商君书》中的“法”常常不是指“法律”之“法”，而指国君在赏刑及选官时所应该用的客观的方法，这时“法”与“私”是相反的，因此其内容与“法治”之“法”实际上关系不大。商鞅与其它思想家不同，商鞅不讨论 “好利”与“好名”是否需要修改;他并不愿意改善“人性”。他否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地追求私利与社会声望。但与儒家相反，商鞅想利用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使之成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手段，认为这是一种的最早的“社会工程学”的理论。

　　尤锐教授更从爵制和秦国墓葬的前后变化，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回答了“商鞅“社会工程学”的有效性：如何把老百姓变成勇敢的士兵?”这个问题。即正面的爵与赏，负面的刑与罚，还有价值观上的“壹教”。在商鞅的道德性论述上，从长远来看，商鞅还是具有道德理想性的思想家。讲座最后，尤锐教授总结了《商君书》的历史地位：《商君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极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措施，把陷于崩溃的国家变成有效的政体;该书的目标是让秦国进入“富国强兵”状态;因而短暂的任何利于这个目标的措施都可行。然而长远的目标仍然是具有道德色彩的；《商君书》的产生跟普遍兵役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该制度消失以后，其书也失去了自己的魅力；尽管《商君书》的政治意见具有明显的历史限制，它对于一些陷于崩溃的国家仍然具有意义，让它们能恢复有效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然而这些国家也要记得司马谈的话：法家的措施是“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