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李鹏程：我的文化哲学观

　　华中科技大学迎来研究员李鹏程，带来了一场《文化哲学——哲学的一个可能的新形态》的在职研究生人文讲座，以自己的文化哲学观为基点，分享了文化哲学研究的思考和发展。

　　“文化哲学”的反思是对哲学进行“新的”认识和设定的一种探索，对其进行哲学本体问题的考察，从哲学与世界思想的效能关系问题,即哲学的解释力方面的考察。在“全球一体”的世界意识日益为人类所重视的当代情况下,探究“文化间性”大命题所引发的“哲学的复数性”问题,即对哲学的文化属性的说明,以此来论证述文化哲学成立的理由。

　　从哲学史看文化哲学的当代必要性

　　“文化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从文献历史学的角度来讲,一般都认为是德国哲学史上从新康德主义那里开始才有的。现在重提文化哲学,是因为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以及当代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些需要着力补充的意义和功能，导致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

　　把哲学研究的着力点转向“文化哲学”的兴趣有着漫长的思想史。康德早在18世纪80年代初写就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以对知性的有限界线的设定,提出了结束把知识作为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的思路,而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拓延到了对道德理性、审美意识和合目的性思想等等的正和性批判。

　　理性哲学在西方思想界活跃了400多年之后,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它就是——从理性哲学社会科学版向文化哲学过渡。

　　李鹏程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尝试提供建立哲学研究劳作基础的思考路向。第一,重新确定哲学所要思考和研究的“本体”问题;第二,在哲学打破对“知识”(科学、理性)的解释限制的界限之后,再把宗教、艺术、科学、社会和历史以及当代的信息、人工生命等等作为解释对象,开拓哲学的解释力的效能领域;第三,在当今“多种文化的星球”意识的迫切性的时代文化场景中,揭示哲学的文化属性,并尝试赋予哲学以对当代“世界主义”的人类生活文化进行普遍性解释的新功能的探索。

　　重新设定哲学本体

　　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把德语的一个表意动词名词化后的抽象专名形式。它在被作为名词后的哲学解释过程中,最具体的、最基础的表象方式是“此在”。

　　文化本体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才是生活世界的本根。只有在“有”人的生命的情况下,才会有人的思想意识;才会有人的四肢及行动的可能性,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动,以及对共同行动规则的建构行动,从而形成“社会”及其“文化设施”,以及对其进行不断改造的行动;也就才会有人对自己的“人身”的有意识的“优化改造”行动。

　　人的生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着和自觉的“感悟”着的“活跃”的“本质”。他的行为和感悟不为着别的任何目的,而仅仅只是为了“优化”人自己的生命。人的这种“优化自我”的意向所形成的这种活跃性的生命本质,就是人类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动力。探讨这种动力的哲学,就可以被称为文化哲学中的“文化动力学”。

　　拓展哲学的功能

　　哲学的功能,就是哲学的解释力，从哲学的当代解释力谈起可做如下几点：第一,关于哲学的理论解释力,即对诸学科的解释力。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哲学对于新兴学科缺乏解释力,而使得哲学在历史传统中所具有的对各个学科进行“概括”、“贯通”和“整体化”的功能,呈现出一种“萎缩”的态势。第二,关于哲学的实践解释力。即对现实的人类生活世界的解释力。哲学作为爱智慧并产生着智慧的学科,仍然着力在知识、理性和意识的取向上进行自己的研究,因而对在20世纪实际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出现的那些十分巨大的非理性现象缺乏解释能力。

　　李鹏程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难题表明,哲学对生活世界的理论和实践都因功能“失职”而自身的解释力“失效”,其理论构架“失范”。

　　而文化哲学的兴起,对于克服上述哲学功能退化的状况,具有很有效的作用。因此，文化哲学具有拓展哲学功能领域、提升哲学自身对生活世界的解释力的能力。

　　“我们可以把文化哲学的“样式”归纳为符号、产品、制度设施、人身四种形态。”

　　李鹏程介绍道，这样既概括了人的文化的生活世界的全部内容,也为存在本体赋予了四种“形态”,从世界的角度看,哲学的解释力的充实,这无疑改善了、并彻底改变着生活世界对哲学的遗弃和疏离的现实态度。

　　“从哲学史上来说,历来的因果论和目的论,都把哲学逼入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死胡同,使得对哲学的意识原点的确定,或者说对哲学的发生学和动力学的链条的追溯,在最后的时刻成为一种在很大尺度上是虚拟的“断言”。”

　　李鹏程认为，正因为此，文化哲学使哲学从本根上足备了强大的解释力的信念。推动“哲学”间对话和“哲学史”全球化从黑格尔的时代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但一些人仍然坚持,谈论“哲学”的必然是要谈论欧洲哲学的历史和思想框架,或者要把各个文化圈的思想硬纳入欧洲哲学的历史和思想框架之中进行谈论,才能算得上是在谈哲学。“这显然仍然是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思路。”李鹏程评价道。

　　“在大多数人已经承认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提出哲学的多样化、即哲学也是复数的问题。”他解释道，这是因为每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反思性的思想”财富,都应该是具有各自的文化特性的“哲学”。从这个思路来说,哲学应该是多样的、复数的。只有承认哲学的复数性,我们才能真正地具有全球的哲学地图和哲学史地图。

　　李鹏程谈到，以文化哲学的方法,可以对多样文化进行基本一致的文化哲学分析和研究，根据多种文化圈的各自的生活世界的实际情况建构起各自的文化哲学,而不可能以欧洲哲学的模式在各个文化圈建构起“本文化的欧洲哲学”。任何一种地方性的“哲学”,也不可能有权利充当全球性的哲学。

　　如果中国人要完全按照欧洲哲学的结构和功能来“炮制”中国哲学,其所作所为,只能是以中国语言和中国本地思想资料来为欧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展“服务”。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思想文化困境。

　　在当今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个文化圈之间的哲学互相交流也会越来越频繁,人类共有的文化思想财富都处于一个大的对话、交汇和融合的局面之中,互相学习借鉴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我相信,这种文化交往形势对于文化哲学的建构,对于全球哲学的形成,是会很有益的。”

　　讲座结束后，有同学提问道，欧洲哲学既是本土化的哲学，现在需要的科学架构也是欧洲哲学引发出的，现在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是否应该对欧洲哲学进行一些取舍，其中由应当坚持什么原则。

　　李鹏程回答道，全球性应先探讨地方性。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要抄袭和盲目模仿。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变成了西体中用，又在中西体用之间模糊不清，体用之争众说纷纭。毛主席认为这是方法问题，即古今中外法，只要有启发的有益的内容都可以用，但我们自己要清楚这是来自哪一部分的东西。支持兼收并蓄，但在反思层面上建构有自己的理由的东西 而不能照搬。

　　谈到如何看待传统，李鹏程认为，延续性的一个特点是“变”，人类活动过程中会产生变化，衰变和新兴也是同时进行的过程，其中有一些东西保留，有一些东西死亡，都属于一个文化生命律动的过程。“我们要保护的是传统中死亡的东西，如文物;还要保护有生命力的、对于如今的文化文明起到积极作用的东西，如民族特性和人类精神。”

　　李鹏程认为，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形成对应关系，其中有效性发挥才能使民族的发展活力不受阻碍，从而正确处理和现实的关系。全球化在平等对话模式形成前，有一个强弱文化较量的过程。“我们不能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要在理性较量和利益较量的复杂过程后才会形成全球共识和全球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