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

　　记者：您大学期间学的是新闻学，后来是怎么走上传播学的治学道路的?

　　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我进入传播学领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在广院读大三时，老师在课上提到过传播学，我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叫《大众传播学诸论》的英文文献。那本书是影响我一生的作品。那位作者是社会学家，所以，相当于“曲线救国”，我是从社会学进入到传播学的。

　　现在传播学非全日制研究生很热门，但在那个时代是很边缘的学科。我当时进入到这个学科，真的完全是个人兴趣，自己感觉接触了传播学之后一下打开了五扇、十扇窗，然后就进来坚守在这个领域。

　　客观来讲，我不算国内最早一批接触、介绍和研究传播学的人。我自己对中国的传播学是这样分代的：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算是第一代。那一代里大概三四个人，提到过并写过介绍传播学的文章;我们这一代算第二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批，基本上是从上世纪84、85年到2000年大概15年的时间。我们扮演的角色是把传播学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因此，国内最早一批的传播学教材基本上都是我们这批人写的。所以我们是系统介绍传播学进入中国，并且把传播学的一些方法、流派更细致地跟中国的现实初步结合。从2000年到现在，这15年，国内培养的新一代学者，还有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是第三代，期待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随着实践的发展，传播学的视野必然会越来越广，您觉得未来传播学这门学科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胡正荣：突破性的发展大概有五点。第一个突破点是有关网络社会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因为有了新媒体，虚拟空间对人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第二个突破点是与其相关的专项研究，涉及到心理学和行为学。比如网络空间的传播与人的心理、行为的关系。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认知、心理是被网络而不是被实体空间影响的。所以，基于此的传播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突破点是现在全球都很困惑的媒体管理和规制问题，涉及到政治学。传统媒体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管理经验。但新媒体上的色情、暴力、恐怖，还有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等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第四个突破点是技术与传播、社会、心理、行为等在微观宏观层面的相关研究。现在技术前所未有的对传播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威胁。其实过去每次进步也会带来影响，像电影、电波、电视，但这些影响是针对单一领域的。现在互联网不光是对媒体，而是对所有领域的改变。我认为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突破点。第五个突破点是在文化研究上。网络已经完全形成了新的语言、新的艺术、新的体验、新的娱乐等等。关于这些东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空白。

　　记者：与国外相比，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媒体改革进程?

　　胡正荣：中国媒体改革很有意思，比改革开放晚很多。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报业改革是85年开始的，当时所有的报纸开始放下身段做周末版。88年有了珠江经济台，广播开始改革，也开始接地气了。电视的改革是从中央电视台开始的，93年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带动了整个中国电视辉煌的20年。有意思的是，报纸和广播的改革全部都是地方媒体先开始，而电视是中央媒体先发起。基本上，媒体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国际上的媒体改革，1997年是个坎。在这之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各做各的。1997年，美国联邦电信法修订之后媒体融合开始，我们经常说三网融合活动平台，国外1997年就开始做了，这得益于里根和撒切尔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了管制。那时国内的媒体才刚刚开始放活。2014年我们国家开始融合道路，西方媒体已经走完了20年的融合路径，中国真正的融合才开始两年，当然，我们的发展势头很快。

　　记者：中国的媒体融合有领先于世界的苗头吗?

　　胡正荣：中国的媒体融合真正走出来，还真的可能在世界上独一份，尤其就传统媒体融合道路来说。中国媒体融合的举国体制，做肯定能做到。有两点比较关键，第一顶层设计是否符合规律，第二顶层设计有没有强制执行力。任何一个行业在任何一个国家，政策给了它多大空间，它就能做多大的事。

　　顶层如果细化的话，最关键的是这几个因素：第一，顶层的资金政策。搞媒体融合需要大投入，政府可以不出钱，但是要给政策。第二，顶层还要有体制政策。恰恰这两点是最难的。现在主流媒体人才流失厉害，不是说这些人没有理想、没有情怀，而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一是灵活性不够，很多创意没法在这实现，被体制约束，二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记者：您怎么看待传统广电媒体的融合之路?

　　胡正荣：第一，抓住政府的优质资源，抓自己的优势项，比如专业视频。像BBC在里约奥运会做的是每天100小时的VR直播，谁能跟他比?所以充分发挥PGC的优势才对。第二，全国的广电必须实现同类间的媒体融合。中国的报业结构跟美国是一样的，但中国的广电行业格局跟全球的格局是不同的。我们是点状布局，即每个省、市、县都有自己的台和频道，全国各地办了无数个综合台和专业频道。而国际上通行的布局是网状布局，比如纪录频道，全美国只能看到一个Discovery，而我国很多省台，甚至市台都办有局部覆盖的纪录频道。其实全中国的纪录频道可以融合一个纪录集团，全中国的经济频道可以整合成中国财经集团。

　　记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的推动意义有多大?

　　胡正荣：我个人觉得这个文件制定得不错，但操作起来可能还需要更细化的操作方案，尤其是广电的媒体融合涉及的东西要比报业复杂得多。

　　我对传统媒体融合的态度还是乐观的，因为这些媒体有政策优势和保障。但乐观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深度。速度就是要争分夺秒。我个人觉得传统媒体真正跟新媒体融合的窗口期可能也就5年，也就是十三五期间。错过这5年，我很不看好。因为技术发展太快，以后的媒体可能发展成为难以想象的完全更新形态的新媒体。现在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必须是深度改革、深度创新、深度融合，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有颠覆自己才能“重生”。

　　记者：当前的媒体人如何在这种移动互联、智能共享的时代下生存?

　　胡正荣：目前，很大一部分媒体人还没把自己放在大的社会变迁中看自己，没把自己当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程中的信息力量来看。媒体人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信息力量来看待，必须要关注大数据行动纲要，否则在信息化大数据里面根本没你的份。我个人觉得分两块：第一块，已经在媒体工作的人，要加快培训;媒体自身也要加快改革，以改革倒逼媒体人，其实体制创新了，人就会变。国际上有几个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做得还不错，BBC融合得很好。改革一是动奶酪，二是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习惯。BBC就是顶层设计好模式，接受改革方案的留下，不接受的可以直接走人，一方面让员工自己通过进修改变做法、改变工作模式、甚至改变自己的工作技能，另外一方面，把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流程设计好，员工到一个新的流程里面去就必须要按照新的流程工作，这就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结合。

　　还有一块，我们的传媒教育本身就得改。现在媒体需要全媒型人才、数据分析人才、整合营销人才。这就跟我们的教育矛盾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单一型人才。大家到底怎么改，我的看法是：第一，教育理念就要换。教育模式、教育理念都不更新的话，就没法设计培养方案，因为教育理念决定课程体系、专业体系。第二，专业结构要更换。现在的专业是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在新媒体时代，完全可以按流程设专业，比如内容生产制作、数据研究、技术、市场等。第三，要改课程体系。专业改革后课程体系就要改革，基础课还是要有的，基本的采访、编辑、写作、制作、评论还是要学的。总之，人才培养需要好多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做出调整。

　　记者：中国传媒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做了哪些调整?

　　胡正荣：我们的基本做法是在专业结构上做一些调整。首先，新增一些新的专业、社会急需的专业。比如我们工科的大数据专业，就业前景非常好。前年新闻学院开了数据新闻班。最初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因为教新闻的人不懂数据，教数据的人不懂新闻。第一年处在摸索阶段，还是磕磕绊绊的。这也是没办法，因为数据新闻本来就是新的。找一个同时精通数据和新闻的人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发现第一届学生就业还不错，所有就有了信心。其次，尝试更新一些老专业内容。在有些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大“虚拟现实”的课程量。但其实阻力也很大。因为要改课程、改专业体系就意味着老师要重新备课，这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当前，学术领域、教学领域的确存在一些浮躁之气，很多人认为从外部环境的打造到学者自身的成长方面都需要做出努力，对此，您怎么看?

　　胡正荣：其实传媒变革对教育者的挑战应该更大。因为，虽然业界的人面临的挑战也很大，但他至少能切身感受到，比如收入下降、广告下滑。对学生的挑战也是直接的，就业不好找，主流媒体进不去，新媒体去了又风雨飘摇。而老师是在象牙塔里的，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他对业界的切身感受是淡漠的。所以他们感受不到业界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也体会不到学生的知识脱节以及就业困境。其实学生也可以称为是老师的产品，不少老师现在还意识不到自己生产的产品已经有些不合格了。

　　不过，对高校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高校现在有一批有为的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他们的学术训练基础非常好，这批学者，思路比较严谨，视野比较开阔。我们给业界办了很多培训班，不少中青年老师在讲，大家反响还是很好的。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困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