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

　　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中国传媒大学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被人遗忘的词典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

　　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

　　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

　　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这让他有些宽慰。

　　天降大任

　　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

　　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他异常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

　　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

　　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于是没休过寒暑假，花3年时间学了9个学期的课程，他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使命”。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他说道。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文革”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张敏对《人物》记者说 。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车洪才感叹。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对《人物》记者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

　　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