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族大学蒋劲松：应当“清理”袋鼠吗?

　　据BBC报道，澳大利亚正计划在今年毁灭超过100万只袋鼠，以保护濒危的草地和野生生态。这一计划自然引发了动物保护人士的强烈反弹。根据相关报道，袋鼠虽然可爱，但是在澳大利亚许多地区袋鼠数量的确太多，严重地危害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控制和调整袋鼠数量非常有必要。从保护环境的角度看，有计划地人为杀死袋鼠似乎的确是一种解决方案。

　　问题是：如果环境破坏了，人类人为地干预环境，大规模杀害袋鼠可能不是解决办法。袋鼠数量太多，我们应检讨，是否由于人类的活动使得袋鼠的天敌、捕食者数量太少所致。另外，过去人类人为干预环境猎捕某种我们认为太多，或者有害动物的生态灾难很多，应避免过去的错误。一般来说，还是应该让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比较好，尽量避免人为干预。这样做也是符合生态保护的基本思路。

　　再说动物保护，难道我们保护袋鼠只是因为它长得很萌很可爱?杀死动物以保护环境有错吗?为什么要保护动物?人类对于动物有保护的义务吗?动物有权利吗?袋鼠长得很可爱，这一点虽然会让更多人对这一争议更关注，也可能是让一些人关注动物的原因，但绝不是动物保护的充足理由。因为在情感和审美上，人们的趣味相差太大，很难达成理性的一致意见，不足以成为评判行为正当性的理由。

　　通常人们会赞成保护动物的理由是：动物是环境的一部分，过度猎杀动物可能对环境构成破坏;珍稀动物也可能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过度猎杀如果造成自然资源的损失，尤其是如果发生动物灭绝，就是不可恢复的重大损失。这种几乎为所有人赞同的动物保护的理由，仍然是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的，可以说是动物保护最基本的底线。虽然在中国有比如基于迷信而滥捕滥吃穿山甲，导致穿山甲在境内几乎灭绝的现象，这种动物保护的观念一般人还是接受的，只是落实不够好，比如说没有在中药药典等方面有所体现，需要进一步落实。

　　但是，上述基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立场的动物保护，力度是很不够的。比如说，它无法阻止我们许多人不能接受的活熊取胆的行为。更进一步的动物保护观念就是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动物是可以感知痛苦的生命，因此，虽然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利用动物，但是应该尽量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这是欧盟等发达国家制定动物保护立法的基本原则。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杀死动物来吃肉，但应该对动物施以“人道屠宰”，即在杀死动物之前，先击昏动物让其不感到痛苦，也不让其他动物看到同伴被杀死。动物福利是要给动物作为动物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是不要折磨虐待动物。这一原则主要用于受到人类控制的动物，如农场动物、实验动物等等。动物福利原则在欧盟、美国等地，其实是一种最温和的、底线的动物保护立场。因为它仍然主张利用动物为人类谋利益。

　　最彻底、最激进的动物保护原则，是澳大利亚Peter Singer教授提倡的“动物解放”与美国TomRegan教授提出的“动物权利”。前者是将动物保护看成是继奴隶解放、妇女解放之后的又一次解放运动，不过这次解放的对象不再是人类的成员，而是人类之外的动物。他认为我们就像不该歧视黑人，不该歧视妇女一样，对于人类之外的动物，也同样不该歧视。他认为，我们今天对待动物的做法是一种“物种歧视”，也是不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而2月18日刚刚去世的Tom Regan教授则把人权的概念做了扩展，认为动物也同样具有天赋的权利，他称之为“动物权利”。

　　虽然，两位教授的伦理学辩护路径略有不同，但是，表现在动物保护的实践上，其实差别很小，都是主张人与动物平等，反对人对于动物的压迫和剥削，要求彻底废除所有基于伤害动物的产业，自然他们都是主张素食的。事实上，他们两位的动物伦理学观念一开始都是从思考杀死动物来吃肉是否合理引发的。

　　显然这种观点非常彻底非常激进，并没有在任何国家成为制定法律的依据。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认为这只是一些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狂想。Peter Singer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伦理学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讲座教授，是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他的《实践伦理学》被世界上各大学作为伦理学的教材。他的《动物解放》一书被视为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今天西方各国的素食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的巨大影响所致。动物伦理学后来产生了许许多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对动物保护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他们这种人与动物平等观念完全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有些类似佛教中众生平等的观念，只是没有宗教的世界观而已。

　　基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这三个层次的动物保护观念，层层递进，对于我们近代以来逐渐习以为常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是建设生态文明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众生平等的观念相互呼应，值得重视。这些年来在职研究生国人的动物保护意识也不断高涨，要求动物保护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说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在物质层次上有了突出的标志，在精神境界上也有了相应的诉求，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