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就“疫情冲击与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这一话题进行了精彩演讲。

　　《国民财富大讲堂》是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云课堂。节目每周两期，在新华网、新华网客户端、新浪、腾讯、百度、哔哩哔哩等平台同步播出。该节目立足高端，先后邀请了管涛、邢自强、金李、刘国恩、陈道富等国内顶尖经济学家，为广大在职课程培训班观众解读疫情下的经济走向和财富管理，深受专业观众追捧。播出至今，已经成为经济界和金融界最受关注的节目之一。节目也得到了监管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的高度评价。

　　疫情对于世界经济不仅超预期同时具有超级不确定性

　　刘元春认为，疫情所带来的黑天鹅效应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得淋漓尽致。

　　“截至今天，全球确诊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00万。同时，随着疫情的这种扩散，世界各个国家的管控模式在收紧，60个国家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刘元春表示，这种状况导致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各个国家的生产运行体系基本上开始向停摆状态迈进，从而导致全球的未来的需求、供应、资金链、产业链会出现超级悲观的情形。”

　　这种预期提前在金融市场得到反馈。刘元春称，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恐慌情绪在全球蔓延，各种恐慌指数都出现了近10年来的新高。这种新高导致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股票市场出现了黑色的两个星期，而不是简单的以往的黑色的星期一、黑色的星期二、一天，而是持续两个星期。”

　　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表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世界已经陷入衰退。这个衰退反映在一些先行参数上。第一个是全球制造业景气程度（PMI指数），3月份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断崖式变化。同时经济需求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比如石油需求，这导致石油价格出现大幅度下降。另一个就是BDI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CPI）都在急剧下滑。

　　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

　　世界多国在这一次疫情应对中都出台了超常规的救助政策和刺激政策。那么我国应不应当改变前期的一些政策基调，特别是改变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所定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组合框架，全面过渡到超常规的疫情防控和保稳定、保增长、保目标的新进程？刘元春表示，国家所发出的这种信号非常明确。

　　刘元春表示，要准确认识“保目标”约束下的年度增速。一方面，按照新修正的GDP数据，“十三五”规划要求平均每年GDP增速要不低于6.5%,这意味着2020年经济增速不低于5.5%。

　　另一方面，全面小康的“翻两番”目标如果按照十六大所设计的2020年较2000年翻两番早已在2015-2016年完成，对2020年增长速度没有要求；如果按照18大确定的2020年较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那么2020年GDP增速只要达到5.5%就能够基本满足。

　　“如果要保证2020年失业率不超过5.5%，城镇新增就业在1100万人，中国GDP增速必须要达到5.5%；如果提高失业容忍度，保证目前就业存量规模不变，全面城镇新增就业800万左右，那么全年GDP增速只要达到5%就可以了。因此，从保就业和保目标角度来看，达到5.5%都能够满足，不必要求达到6%。”

　　刘元春认为，从理论的可行性上来看，按照未来大概率情况下，可以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速度目标设定在5%-5.5%。

　　一揽子扩张政策需要新理论新框架

　　在刘元春看来，科学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方案必须认识到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治理，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冲击并非传统意义上内生扭曲带来的需求冲击，而是超级外生冲击导致经济社会体系出现短期休克停摆。因此，一揽子方案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简单的逆周期调节理论和常规的危机管理理论。

　　为此，刘元春提出了以下建言：

　　1、这一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

　　2、不同性质的冲击需要不同政策匹配。

　　3、不同阶段矛盾和问题决定了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和方法。

　　4、疫情控制是基础，全面停摆需要行政生产体系推动，也需要需求推动，以产生破冰效应。

　　5、世界经济停摆与金融危机是否发生没有特别的关系，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疫情导致管控模式的强化，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危机救助在不同模式下的内涵不一样。

　　6、复工复产不仅面临停摆带来的高额成本冲击，更面临世界疫情蔓延和世界经济停摆带来的超级超级，必须对冲二者叠加带来的问题。

　　7、保增长、保目标可以在全球疫情基本控制的基础上展开，规模要根据1季度、2季度以及世界疫情进展来确定。

　　8、为了稳定预期，恢复中国经济循环，出台一揽子政策扩张方案具有必要性，可以设计以3.5万亿减税+2万亿基建+1万亿补贴为基准的政策方案。

　　刘元春表示，在遵循“冲击与政策匹配原则”“当前刺激与中期结构性调整匹配原则”“社会救助与经济刺激同步推进原则”“收入分配与救助匹配原则”“供给与需求匹配”“消费与投资平衡原则”等前提下，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力：

　　一是大规模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疫情纾困；二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低收入阶层补贴，特别是大量非规范就业人群的救助；三是复工复产大规模的需求启动刺激，可以考虑大规模消费刺激和政府采购行动，以推动市场循环的快速启动；四是分类考虑外向型经济主体的救助，以对冲即将到来的外部超级冲击；五是加快启动以新基建、都市圈建设为先导的投资规划。

　　这些公共财政管理资金从哪些地方来？刘元春提出了四个渠道：一是可以考虑计划的预算财政赤字从2019年的2.8%提升到3.5%，可以直接扩大财政支出1万亿。二是将实际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3.9%提升到6%，即可以通过跳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再增加1万亿左右经费。三是发行疫情特别国债2万亿，通过建立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基金、贫困补贴与消费启动基金专门用于疫情冲击的主体救助，同时充实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1998年和2007年发行的特别国债分别达到了GDP 3.17%和5.56%，2020年2万亿特别国债仅占GDP的1.86%。四是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从2019年的2.15万亿扩展到3.35万亿，直接提高1.2万亿的支出水平。

　　“当然，由于假设2020年GDP实际增速达到5.5%，名义增速达到8.5%左右，财政收入以及政府基金收入将大大好于一般没有扩张计划情形下的政府收入状况。因此，上述设计依然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

　　刘元春最后说，一个以财政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以1万亿疫情补贴为先导、以2万亿新老基建扩展为主体的宏观扩张计划似乎具有可行性。同时进行接近3.5万亿的减税降费，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5.0%-5.5%区间有一定的可能性。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