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近日，《文史哲》编辑部举办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的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20名专家学者与会，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跨学科协作、跨学科切磋的方式出席了本次论坛。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王琪珑出席闭幕式。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主持论坛时指出，围绕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中国学界已经争论了100多年，收获了许多的重要成果，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讨论的重要平台，《文史哲》杂志有必要在新的背景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关系作出新的探讨。

　　若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乃至本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特征与源流？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源于原始社会公共服务管理职能的独立化，这种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建立在原始共同体内部成员分化基础上，与建立在共同体以外的奴役和剥削基础上的西方道路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研究员认为，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的道路自起点处即独特。他指出，青铜礼乐文明催生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距今大约3700年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之中国”向“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进发的关键节点。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通过“周文”和“汉制”这两个概念对中华文明的源流加以阐释。他援用王国维的观点认为，从西周初叶中国开始强烈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色，标志是尊尊、亲亲、贤贤原则的确立；汉朝在继承秦制并吸取秦朝教训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独尊儒术，按照德行和学问的标准建立起了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差序格局；汉制是周文和秦制的某种结合，同时超越了秦制和周制。

　　具体如何界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所标示的社会形态特征呢？围绕这一重点议题，嘉宾们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再度确认了《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三（2010年）所达成的共识，即认为国家介入并主导生产生活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具技术含量的新探索。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基于“小农社会三能极的结构性纠缠”模型，探讨了中国历代土地权利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质。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从“土地国有制框架与多重性地主土地占有”“国家权力主导社会经济及管制编民社会”“地主经济和皇权官僚政治的相互依存支撑”“从西周宗法制到‘纲常’‘君父’至上”四方面，对传统中国的运行及发展模式进行了解析。山东大学孔令栋教授表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作为所有者主导经济或生产过程，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别其他经济形态的关键标志。在传统中国，国家和直接生产者、劳动者的矛盾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并不依附于领主，而是直接依附于国家，要靠国家提供土地、提供保护，愿意担负税赋徭役等相应代价；反过来，国家也需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农民，这样才有稳定的税源，才能维持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国家之间很难有第三方存在，中国古代打击豪强、防止土地集中、保持土地不受地主的兼并，这既是农民所需要的，也是国家的目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独特的生产关系，现在仍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规律、理解现代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亦指出中国土地制度的复杂性是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山东大学牛方玉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公有制和私有制长期以来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都同时存在，交叉演进，东西方社会都是在共通的二维结构中不断演进的。武汉大学鲁西奇教授在其乡礼制度研究基础上将视域拓展至乡村社会史。他基于传统中国乡土经验，对“个体不能单独生存—必须交往互助—建立规则构成社会”这一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主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将自己的观察概括为“权力构造了中国古代社会”。

　　与“国家权力主导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专制主义”这一断语能否代表古代东方社会的特质？对此，与会嘉宾进行了深入辨析。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一方面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两个并非“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则强调，土地国有制和国家权力主导相结合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华南师范大学易建平教授认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流行于19世纪西方人中间的学说是对传统中国缺乏历时性了解，错把当时看到的中国发展阶段误认作东方社会自古以来之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的结果。北京大学姚洋教授针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中国社会只讲共同体而不讲个人”这一倾向，基于“儒家与共同富裕”视角解读中国社会，认为儒家在微观上支持个人主义，在宏观上则强调集体主义。仲伟民教授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尽管模糊，但抓住了东方社会的本质。易建平教授还基于相应的案例分析指出，学界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专制主义”的讨论大都是在价值判断层面打架，我们今天则要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去探讨这个事实的真相。孔令栋教授认同应从事实判断层面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他看来，不管褒义还是贬义（这是价值判断），“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一个提炼，对古代东方社会具有巨大解释力。

　　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具有随时代背景变迁而不断翻新的重要意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该命题在青年学者中间已经较为陌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宪群研究员认为，学界应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位置、“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传统尤其是早期中国的制度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方面，系统性地激活并推进相关研究。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培军研究员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带有原始部落血缘共同体、专制制度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属性，它是东方独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视之为西方诸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起点。黄玉顺教授从普遍性和历史性两个维度探讨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郑永年教授认为，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重新观察我们的实践经验和历史道路，要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仲伟民教授基于童书业、田昌五的论述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地域上的，其二是社会发展模式上的。与此相关，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则从“普遍性vs特殊性”角度，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马克思为何会在论述社会经济的五种普遍形态（按时间顺序依次演进）的语境下，插入地域性叙事，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特殊形态呢？他的回答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态的引入并不是为了补充或挑战五种普遍形态理论，更多地是为了显示东方对历史普遍进程的某种不恰当抵抗。何中华教授指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与马克思早期所奠定的唯物史观基础是融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描述性”而在于“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对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未来深具启发价值。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议题，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认为，相关探讨从根本上讲属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红岩研究员回顾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基本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研究员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讨论，强调要从全球大视野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李红岩研究员指出，今天继续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需要明确时代需求、时代问题，注意学术史的梳理，强化对马克思在建构唯物史观过程中所运用的思想方法的研究，并注意从中引出对新学术问题的解答。

　　《文史哲》杂志在推动“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有着深厚的积累：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曾是中国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三朵金花”讨论的主要推动者；21世纪以来，又兴办了“中国社会形态”名栏；从2021年第1期开始，《文史哲》又常设了“文明互鉴与中国道路”栏目，并予以强化。“《文史哲》杂志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旨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命题的深刻含义，与时俱进地刷新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思考东方的方法论传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早期政治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叙事”等重大议题发表了精深见解，生动践行了“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王琪珑在闭幕致辞中表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希望通过此次论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转自：山大视点